1837年，18歲的女王維多利亞登基，新女王在繼位之前的日記中寫道：既然上帝把我置於這個國家的王位上，我將盡力履行自己的職責。我尚年輕，可能在許多方面缺乏經驗，但我肯定，幾乎無人像我這樣懷著為國為民的良好意願和真切希望。女王充分實現了自己的諾言：她在其一生中模范地履行了立憲君主的職責，因此深受國民的愛戴﹔她還是那個時代道德風尚的典范，她是賢妻，又是良母，是典型的大家閨秀，也是優秀的一家主婦。她自己生活嚴謹，工作刻苦，對別人又充滿責任感。在許多國人眼中，她就是那個時代的縮影，她漫長的64年在位時期則是國家繁榮昌盛的頂峰。維多利亞在位時期，被稱作“維多利亞時代”，在英國所有國王中，她享有盛譽，這不是因為她做出了什麼轟動的事業，而是因為她什麼都不做，而僅僅恪守立憲君主的本分，做她那個時代的表率。

    維多利亞時代中期，英國達到強盛的頂峰，當時，它的工業生產能力比全世界的總和還要大，它的對外貿易額超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。英國的富庶已經使新老世界為之矚目，1851年一個法國人參加了在水晶宮舉辦的博覽會后說：像英國這樣一個貴族國家卻成功養活了它的人民﹔而法國，一個民主的國家，卻隻會為貴族進行生產。所以，維多利亞中期的英國為他們的無可匹敵的地位洋洋得意，它這時是世界的貿易中心：北美和俄國的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﹔芝加哥和敖德薩是我們的糧倉﹔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是我們的林場﹔澳大利亞、西亞有我們的牧羊地﹔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們的牛群﹔秘魯運來它的白銀﹔南非和澳大利亞的黃金則流到倫敦﹔印度人和中國人為我們種植茶葉﹔而我們的咖啡、甘蔗和香料種植園則遍及印度群島﹔西班牙和法國是我們的葡萄園﹔地中海是我們的果園﹔長期以來早就生長在美國南部的我們的棉花地，現在正在向地球的所有的溫暖區域擴展。

    真是烈火烹油，鮮花著錦之盛。然而從70年代開始，英國工業獨霸全球的地位卻開始喪失了，其他國家迎頭趕上，而以美國和德國最為突出。以國民生產總值為例，在1880年~1890年的10年間，英國年增長率是2?2%，德國是2?9%，美國是4?1%。1890年~1900年這10年英國是3?4%，德國也是3?4%，美國是3?8%。但1900年~1913年，英國平均年增長率隻有1?5%，德國卻增長3?0%，美國增長了3?9%。1880年，全世界制造品出口總額中有40%以上是英國的，到了1913年英國、德國和美國三個國家在制造品出口總額中的比例變成了29?9%、26?4%和12?6%，英國的下滑趨勢是十分明顯的。當然這隻是相對下滑，從絕對數字上看，英國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，維多利亞時代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富庶，直至它結束時都是這樣。

    然而這種富庶更像是一種罪惡，在維多利亞時代，財富的分配始終不均，貧富對比十分明顯。一方面，有貴族宮殿式的庄園生活﹔另一方面，則是農人破敗的茅屋草舍。一方面，是工廠主舒適的生活享受﹔另一方面，則是失業工人絕望的生存掙扎。人們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，一個國家存在著天堂與地獄的鴻溝。這一時期英國著名的保守黨首相迪斯雷利曾把英國說成是一個“兩個民族”的國家，“當茅屋不舒服時，宮殿是不會安全的。”與之相對應的，是英國人引以為傲的政治制度，包括政府制度、文官制度、司法制度、議會選舉制度等，都與時代格格不入。應該說“光榮革命”后英國建立起的這些政治制度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，不過時過境遷，到了工業革命時期，經濟的飛速發展，社會結構的急劇變化，這套制度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，成為強盛之中的一道不和諧的陰影。我們僅以議會選舉為例，1715年選民人口佔人口總數的4?7%，到1813年，則隻佔2?5%了。1793年一個由輝格黨組成的團體“人民之友會”曾發表過一份報告，說英格蘭總共400多個議席中，佔一半以上的256個議席是由11075個選民選出來的。選民人數少對於貴族最為有利，它能使貴族寡頭利用賄選來操縱選舉。這樣在18世紀，賄選風氣盛行，幾乎每一個議員都是靠花錢買進來的。議員花錢進議會，又必然指望政府再花錢收買他們。於是腐敗之風盛行於政界，這就是“腐敗的舊制度”。

    總之，在進入工業化之后，英國被許多成就陶醉了，沉迷於世界霸主地位的無限自豪中，他們將這一切歸結於英國的制度優越，而根本沒有想到，它的制度仍存在許多結構性弊病。它猶豫於對制度進行及時的變革，由此出現制度發展滯后於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況，積累了種種的問題，這對於它的強國地位是十分不利的，這是造成日后英國衰落的一個潛在隱患。實際上，直到19世紀下半葉，當英國越過強盛的巔峰時，許多人才開始對國家制度進行反思，進而開始了對政治制度進行大調整的改革時代。雖然這些調整與改革緩和了社會矛盾，清除了延續已久的積弊，但此時要挽回昔日的雄風已經不可能了。由此看來，一個國家或民族應隨時審視自身的缺點與不足，不斷根據時代的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，否則，優勢中存在的隱患會影響全局，英國的教訓值得思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