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名换姓追随革命
    
    其实，“侯波”并不是她的本名，出生时爷爷给她取名“阎千金”——按老百姓的说法，一个女孩就是一千金。后来，她上中条山参加革命队伍时，当时在中条山工作、解放后曾做过云南省省委书记的孙雨亭给她改名“阎锋”。再后来到了延安，保安处周兴处长为了去掉侯波身上的那种女孩子气，就让她叫了“侯波”这样一个男孩子的名字。“没想到这一叫竟叫了一辈子，到现在，很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实姓名。”
    
    虽然爷爷没念过书，但对读书人很是尊敬，所以想尽办法供养后代上学。侯波六七岁时，就跟着当教师的姑姑去离家30多里的学校念书，这个家虽然贫寒，但家人和睦，日子也还过得苦中有乐，直到侯波在太原一个矿上出苦力的父亲，因联合工友跟长期拖欠工人工资的资本家进行斗争被暗害后，全家人一下子陷入了穷苦的泥沼。
    
    悲伤不已的爷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，奶奶瞎了，母亲也病倒了。那时，日本鬼子已打到了太原，经常看到有逃难的人群从村子旁边经过。一天，一个女同学跑来通知侯波到村外的庙里集合，同学们纷纷说，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，咱们不能当亡国奴，咱们应该去中条山找抗日游击队，为抗日出力。
    
    回到家，侯波告诉了奶奶，奶奶二话没说，摸索出一个小布包，里面装着四块银元。奶奶说：“孩子，以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。”就这样，侯波怀揣四块银元，投奔了中条山革命队伍。不久，她被分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，开始在安吴堡西北青年战时训练班学习，由于她表现得积极、好学、上进，14岁时，面对着鲜红的党旗，侯波高举起右手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    
    在青训班学习几个月后，侯波来到延安，先是读边区中学，后又进了延安女子大学，先后上了7年学。当时许多中央领导都在延安大学讲过课，侯波对延安大学的那一段生活特别留恋。
    
    在这期间，她和身为摄影师的徐肖冰相识相恋，这也注定了她的一生要与摄影结缘。那时，侯波还不到18岁，是一个很秀气、爱脸红的姑娘。有一天，几个女同学约她到延河边上散步，徐肖冰迎面走来，同学向侯波介绍说：“这是咱们团的大摄影师。”当时，侯波感到奇怪，“为什么对我说这些？”后来才明白，是同学有意介绍他俩相识。
    
    战争年代的爱情没有那么多的花前月下，两人接触一段时间后，相互的印象都非常好，“我们选了一个晚上，买了些红枣，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馒头切成片，晒干当饼干。大家聚在窑洞里为我们祝贺，就算结婚了。”侯波回忆到。
    
    然而，这份朴实的爱却经得起风雨的洗礼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侯波被江青点名为“坏分子”、“假党员”，下放到山西劳动改造。徐肖冰偷偷给侯波寄过几次粮票，有一次还夹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一首短诗，鼓励侯波要相信党和人民，一切问题终会得到解决。天冷了，徐肖冰又给侯波寄去棉鞋，细心的他还在鞋里装上了几块糖果。那年月，糖果是很稀罕的东西，造反派不仅没收了糖果，还训了侯波一顿。虽然没吃到糖果，但侯波分明感受到了徐肖冰的情意：“他是要我好好地生活，爱惜自己的身体。那个年代不兴说什么爱不爱的，可这不是爱又是什么呢？”